李石：中国有多少中等收入人群？

一、简介

2021年是中国发展史上特殊的一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开局之年。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阐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时，明确提出“全民共同富裕将实现更加明显的实质性目标”。进步”。实现共同富裕有两个实质性内容。一个是“繁荣”，即 全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水平；二是“共享”，即人人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成就。从中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此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具有多重作用。它不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报告将分析判断中等收入人群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提出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例的政策建议。

二、当前的挑战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困难和挑战，一个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另一个是收入分配差距仍然很大。这两项挑战严重阻碍了实现共同繁荣的进程。意识到这一点并认真对待。

1.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现状

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讨论最早来源于西方的“中产阶级”概念。中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判断中产家庭的标准不仅涉及收入和财产，还涉及职业、社会地位，甚至生活方式。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与中产阶级的概念有很大不同。我们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本义应该是从收入的角度看社会群体的收入分化状况，家庭（人均）收入应该是主要的（只有一）措施。

在确定收入标准的情况下，是使用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使用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不确定的。这通常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学术界通常所做的事情。然而，基于不同标准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估计差异很大。以中国为例（见图1），在2012年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测算中，最高值为54%，最低为7.7%；在预测2025年，最乐观的结果是59.4%，最悲观的结果是19.8%。

注：横轴为年份；纵轴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图中的每个点代表每篇文章。

我们使用四种不同的定义标准来估计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第一个标准是选择全球200多个国家年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界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的上下限。二是以欧盟28个成员国2018年居民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界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第三个标准是国际上备受推崇的Kharas提出的10-100美元（2005年PPP价格）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每日收入的上下限[3]。其中，10 美元是两个最低发达国家（葡萄牙和意大利）贫困线的平均值，100 美元是最富裕发达国家（卢森堡）收入中位数的两倍。第四个标准是我国国家统计局采用的定义方法，将2018年家庭年收入（典型三口之家）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4] ]。表 1 显示了 2018 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在每种定义方法下的相应上下限。具体金额（元/天）。表 1 显示了 2018 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在每种定义方法下的相应上下限。具体金额（元/天）。表 1 显示了 2018 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在每种定义方法下的相应上下限。具体金额（元/天）。

备注：当上述标准用于根据欧盟收入中位数来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时，这里的收入是指每个家庭的收入除以加权家庭规模。欧盟统计局的具体赋权方式为：每户第一个成年人权重为1，其他成年人权重0.5，14岁及以下儿童权重0.@ >3。为了与欧盟标准保持一致，在使用CHIP数据估算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时，采用相同的加权方法调整每户人口数量，并采用加权家庭规模计算一个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他标准对应的家庭人均收入为用户'

表 2 显示了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在不同标准下每年估算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逐渐提高。第二，按照国际通用的相对标准，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城乡差别非常明显。同等标准下，2018年城镇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是农村的8-9倍。

注：作者计算基于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组的住户调查数据（CHIP）。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仍显着偏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以欧盟28国中等收入的60%-200%作为定义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只有24. 7%，而西欧、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及北欧的挪威和北美中等收入者的比例约为70%。虽然美国中等收入者的比例略低，为 55.9%，但高收入者占 30.5%。韩国和日本的中等收入者在亚洲的比例也在60%以上。俄罗斯也达到了 49.3%。这种差异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二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大于欧洲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密切相关。

从国际上看，虽然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不高，但绝对数量相当可观。在上述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定义标准下，200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仅为750万，但到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达到< @3.44 亿，大约相当于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两倍（1.798 亿），大致相当于所有欧盟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总和（大约 <@3.4 亿）。

2.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居高不下

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收入差距过大。新世纪头15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2015年又回落到0.464。但2016年以来，收入差距略有回升，2018年回升至0.469（见图2）。这说明近10年来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处于高位波动。CHIP最新调查数据也显示，2013-2018年国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5]。

从收入差距的结构来看，近十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基本形成长期下降趋势。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比从2008年的<@3.4倍下降到2015年的2.7倍，2019年进一步下降到2.6倍。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组（CHIP）[6]的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整体不平等的贡献率从1990年代中期的30%左右增加到2002年的40%，并达到2007年的最高水平. 50%，然后在 2013 年回落至 30%[7]。正是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带动了国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第二，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并不全面，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到2019年，两者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将在0.4左右，仍高于2008年的水平，甚至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8]。总而言之，我国收入差距仍处于较高水平，并没有稳步下降的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年度统计公报。

三、未来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变化趋势预测

实现共同富裕是长期发展目标，需要几代人不断努力和奋斗。同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收入分配的橄榄型社会，不断缩小收入差距，构建共享发展社会，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因此，我们需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们以全球200多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和200%作为界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在3%、4%、5%、6%、< @6.5% 在经济增长率假设下，根据CHIP数据中的家庭收入分布，估算2025、2030、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

关于202年中等收入群体定义的上下限5、2030、2035年，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官方预测基金只到2020、2021年，没有进一步的预测。因此，我们借鉴国际权威学者现有的研究实践，假设2020-203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收入分配保持不变。基于以上两个假设，利用2020年世界各国人均GNI信息，202年世界各国人均GNI中位数5、2030、2035估计，

然后，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每一年的PPP（购买力评价指数），将以美元计量的上下限换算成以人民币计量的上下限，再除以365得到单位“元/天”。上限和下限。

最后，在收入分配不变的假设下，我们估计2025、2030、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从图3可以看出，如果增长率为6 %，到2025年和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将达到37.7%和44.3%；如果增速下降到3%，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只能徘徊在29%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提高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重要。

上述预测结果是基于我国收入分配不变的情况。这意味着，如果能够在未来15年继续缩小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如果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到0.4左右，那么在年均经济增长6%的基础上，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有望超过50%。

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效应

(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及消费率

总体而言，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和扩张将带来对住房、汽车、旅游、教育、耐用消费品和新兴服务业的强劲需求。这在引导社会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同时，将形成巨大的市场购买力，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目前，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占全国比重接近50%。2018年CHIP数据结果显示，虽然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规模仅占全国的29.4%，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总额约占4% <@6.占全国总数的 5%。其中，住房消费支出占全国的47.7%，医疗支出占全国的4<@3.2%，教育支出占45.2占全国总量的百分比。而且，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更加突出，成为消费结构由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的内在动力。近年来，各收入群体在家庭日常用品、服装、鞋帽、生活用品等方面的支出比例逐渐上升。其中，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日常支出占比上升幅度最大。

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还需进一步释放。使用 2018 年 CHIP 数据，我们将所有样本分为相对贫困的群体 [9]、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然后，分别计算各收入组的消费率，即每户消费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计算结果表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占全国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65.16%（详见表3）。其中，农村中等收入群体（5<@3.19%）低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6<@6.25%），这与就业有关，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不稳定和脆弱性。这意味着，如果农村居民和农民工能够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他们的消费率将进一步提高，消费需求将得到释放。

注：根据 2018 年 CHIP 数据估算。消费率=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

对于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例的消费效果，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模拟分析。从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来看，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要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团体。相对贫困人口的平均消费倾向可能超过 100%。许多穷人收入很低，但他们的消费是刚性的，他们会借钱消费。

如果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变是通过收入增长来实现的，那么收入增长会带来两个影响：第一个是价格效应，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如果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会下降，而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消费下降，而不是消费增加。二是收入效应。收入的增加本身带来了消费的增加。需要区分这两种影响。如果 20%、50% 和 80% 的低收入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我们估计对整体消费的影响。此外，关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有很多假设，例如随机过程或低收入群体中的高收入群体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不同假设下估计的结果也不同。但总体上可以看出，由于收入效应远大于价格效应，所以总效应是正的。如果20%的低收入人群成为中等收入人群，总消费将增加8%左右；如果5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将增加21%左右；如果8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增长幅度会更大。总体效果是积极的。如果20%的低收入人群成为中等收入人群，总消费将增加8%左右；如果5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将增加21%左右；如果8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增长幅度会更大。总体效果是积极的。如果20%的低收入人群成为中等收入人群，总消费将增加8%左右；如果5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将增加21%左右；如果8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增长幅度会更大。

综上所述，要从中等收入群体的角度增加社会需求，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能消费、敢消费，从而达到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五、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政策选择

在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才能使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增加得更快，收入差距更小？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首先，识别和定位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

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张主要来自低收入群体，他们有望成为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以2018年世界人口收入中位数分布的67%-200%为分界线计算我国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比例-收入群体超过2/3，农村比例高达93%%（见表4-1）。从不同地区三类收入群体的分布来看，低收入群体中西部地区占比较大，低收入人群占比分别为75.5%和74.2%（见表4-2）.

由此可见，低收入人群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差距很大。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与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标准相差不大，还有一些人相对贫困。状态。因此，在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找出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低收入群体，对这一群体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注：作者根据 CHIP 数据计算。

根据2018年CHIP数据，15%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与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标准的差距在20%以下（见图4），即虽然他们的收入低于下限）但高于下限的80%。他们应该是未来5-10年最有希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群体，也是最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群体。如果这群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那么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群体比例将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亿。此外，如图 4 所示，

注：作者根据 CHIP 数据计算。

特别要关注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从“潜在”到“现实”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需要更多的政策条件和发展空间。一是给予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权利和机会均等，可以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有更多机会晋升为中等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其中一部分也是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要增加收入，除了增加工资收入和营业收入外，还要努力增加财产性收入。这就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宅基地流转置换创新，让农村居民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因此，要尽快实现耕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分离，使农民可以抵押、担保和转让土地的用益物权，进而获得更多他们的财产收入。

二、稳定现有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在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战略的实施中，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另一方面要防止中等收入群体下降入低收入群体，以稳定现有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和稳定其人口规模。

从收入来源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绝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家庭。如表5所示，近60%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依靠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占比>=50%），约14%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依靠营业收入（占比营业收入>=50%），只有2.6%主要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占比>=50%）。

大量中等收入群体分布在中等收入（下限）标准附近六大消费人群，属于中等收入底层，也是“弱势”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可能会受到工作变动、失业、家庭意外、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影响，甚至落到低收入者的头上。

注：作者根据 CHIP 数据计算。

还应该看到，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农村居民这一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大多在个体工商户或民营企业等私营部门工作，他们的就业和收入很不稳定，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一样完美的条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未来的生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出现外部冲击，比如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这些“弱势”群体将首当其冲，很可能落入低收入群体。

因此，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关键，不仅是要推动一些低收入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还要防止刚刚跨过中等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群体被减少。对低收入群体。一个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减负来稳定中等收入群体。在城镇，教育、医疗、养老金等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因此，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支出负担，确保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三、着力改善营商环境

我国小微企业经营者和个体工商户在全社会就业人口中占很大比例。他们要么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弱势”，要么仍然是低收入群体。促进他们的收入增长需要改善商业环境。通过实施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财税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四、加快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进一步落实“提、扩、提”方针。到2019年，中国低收入人口比例仍超过60%，而中等收入人口不足40%[10]。这种收入阶层的现状也是造成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之一。因此，“降”也有利于“扩中”，因为部分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后可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养”需要一套政策体系。考虑到低收入群体的不同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针对性政策来提高他们的收入，以达到政策的精准性。对于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

五、加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整

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力度不够。这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收入差距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一些相关研究利用CHIP2013调查数据，估计了再分配前居民市场收入和再分配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结果表明，经过政府的各种再分配措施，基尼系数下降了约8%。11]。相比之下，大多数OECD国家在分配初期的收入差距与中国相差不大，但经过再分配后，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30%左右。所以，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在居民税负不变的情况下，完善税收调整，需要改革现有税制结构，特别是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另一方面，改变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民生支出比重，民生支出更向中低收入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倾斜。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力度非常必要。一方面，在居民税负不变的情况下，完善税收调整，需要改革现有税制结构，特别是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另一方面，改变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民生支出比重，民生支出更向中低收入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倾斜。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力度非常必要。一方面，在居民税负不变的情况下，完善税收调整，需要改革现有税制结构，特别是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另一方面，改变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民生支出比重，民生支出更向中低收入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倾斜。特别是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另一方面，改变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民生支出比重，民生支出更向中低收入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倾斜。特别是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另一方面，改变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民生支出比重，民生支出更向中低收入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倾斜。

六、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

从长远来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六大消费人群，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发展能力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来自于人力资本投入的差异。根据 CHIP 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表明，在过去 10 年中，人力资本（包括个人教育水平和身体健康状况）对个人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对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增加。来到大 [12]。这意味着缩小个人之间的人力资本投入差异，将有助于在很大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帮助低收入群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从一些统计数据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公共投入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教育经费与经济基本保持同步增长，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差距缩小。但是，在高中教育等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共教育经费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此外，学前教育是个人能力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在很多领域，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在一些农村地区，相当比例的学龄前儿童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前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衡和不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有足够的能力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总之，改变人力资本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唯一选择就是加大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投入，尽快实现人力资本投入均等化。相当比例的学龄前儿童仍未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衡和不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有足够的能力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总之，改变人力资本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唯一选择就是加大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投入，尽快实现人力资本投入均等化。相当比例的学龄前儿童仍未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衡和不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有足够的能力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总之，改变人力资本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唯一选择就是加大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投入，尽快实现人力资本投入均等化。有足够的能力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总之，改变人力资本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唯一选择就是加大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投入，尽快实现人力资本投入均等化。有足够的能力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总之，改变人力资本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唯一选择就是加大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投入，尽快实现人力资本投入均等化。